大巴车在山路上开。车窗外面是萧索的冬——山是秃的，灰扑扑的，偶尔能看到一小片没化完的雪贴在背阴的坡上。路不太好，弯多，每次转弯的时候我的肩膀就撞到我妈的手臂上。她没说什么，只是往过道那边让了让。
她坐在靠过道那一侧，我靠窗。大巴车是那种老式的，座位上的绿色皮革有些地方已经磨白了，露出底下灰色的布。车上人不多，零散坐了几个，有人在嗑瓜子，有人在打瞌睡。发动机轰轰的，声音很大，大到说话要稍微提高一点音量。
而我妈却一直在说。
在说到了学校要听话。
在说不要跟同学打架。
在说有什么事打电话。
在说你表妹跟你一个学校，不认识路就问她。
在钱不够了跟我说。
她说了很多。让我有些恍惚，大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她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前面，没有看我。好像这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给她自己听的——说出来，她才能放心一点。
我只能嗯嗯地应着。
车窗外的山一层一层往后退。这些山跟县城的不太一样——比那边的高，也比那边的陡。小时候四面也都是山，连绵不断的山峦。秋日太阳洒下，是漫山遍野的金黄与火红。
三岁那年地震震没了很多东西，包括我家的房子，以及我安稳的人生——这次转学的根本原因是地震导致妈妈单位的人事变动。地震后的避难的那段日子，我记不太清了，只剩一些零碎的片断——地震后那段日子睡在帐篷里，吃泡面。泡面是红烧牛肉味的，纸碗，叉子是木头的。那会儿觉得很好玩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个味道其实跟帐篷里灯泡的黄光粘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
我偏过头看了她一眼。她一直看着前面，没有往窗外看过。
车开了很久。快到的时候，我看见了山和山之间的缝隙里露出来的楼房，比县城的高，比县城的密。我妈说，到了。
到了市区以后，我住进了一个从来没住过的家。
一套七十多平的安置房。推开门的时候走廊里有一股空了很久的味道，潮潮的，混着一点石灰。客厅比县城的公寓大一些，阳光从阳台照进来，能看到灰尘在光柱里飘。
我有了自己的房间。很小，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还有横在墙边有三个我那么高的衣柜。
我把书包放在床上，站了一会儿。忽然想起县城公寓里的那张折叠床——客厅墙角，上面盖着块布，看起来像一件家具。弹簧咯吱咯吱响，早上收起来，晚上铺开。那间公寓五十多平，我和我妈、我爸和我奶奶，四个人。睡了它好几年，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我妈在厨房收拾东西，塑料袋窸窸窣窣地响。我听见她打开水龙头，水冲在锅底上，然后停了。这套房子是怎么来的，她从来没跟我说过。我只是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出过一个不太完整的东西——安置费在她嘴里是一个数字，但那个数字跟似乎买房没有太大关系，它在某个环节被削减了一大部分。可老一辈说一定要有个房子。所以掏空了积蓄，全款。买了现在这个房。
她在厨房喊了一声，说今天晚上先凑合一下，明天去买菜。我说好。
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窗户没拉严实，一条缝里透进来路灯光，在天花板上划了一道细长的亮痕。楼下偶尔有车开过，车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扫过去，又暗了。房子是新装的，墙还是白的，空荡荡的，走路的时候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客厅里撞一下再回来。远处有狗叫了几声，停了。楼道里静悄悄的，偶尔有脚步声上楼，又走远。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，睡不着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市区过夜，也是第一次真正住在自己家里——虽然这套房子对我来说，还只是一个陌生的、会回响的空壳。
新学校离家五公里。她不会骑车。这是到市区以后我才知道的——她从没跟我提过。
以前在县城，她接送我都是走路，或者坐那种三轮的摩的。摩的没门，两边是空的，拐弯的时候手要抓紧旁边的铁杆。有一次拐急了，我妈伸手挡了我一下，手肘磕在铁栏杆上，回了家青了一块。她往上贴了个创可贴继续做饭。
到市区以后她开始学电动车。
借宿在表妹家是她的主意。新学校太远，她又还没学会骑车，没法接送我。表妹是我舅舅的女儿，跟我同校，低一个年级，从表妹家走到学校只要十分钟。
妈妈计划让我在她家住一个月。
第二天早上，闹钟响了。表妹先起床，在厕所里待了很久不出来，我站在厕所门口，脚趾抠着拖鞋底。
从表妹家到学校，走路十分钟。是条下坡路。路的尽头往左拐，过一道门就是学校大门。站在门口的时候，操场上的塑胶跑道在太阳底下红得发亮。教学楼很高，门口全是人。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来过的地方。我站了几秒，攥了一下书包带，才迈步往里走。
课间操的铃声响了，所有人往操场涌。跟着人群走，不知道应该站在哪。等队伍排好，找到自己的位置站进去，前后左右全是我不认识的人。
广播响了，开始跟着前面的人做。但我不会——以前学校的操不一样，我没学过。站在前面的那个男生做得很认真，虽然看起来呆呆的，有点笨拙。旁边的人都在聊天或者发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做。就盯着他的后背，学他的动作，抬手，转身，踢腿。
后面有人戳了我一下。回头。他说，别看，他脏，连骨头都是脏的。
那个人的声音很大，大到在广播音乐底下也盖不住。
他回过头来。愤怒？不，没有。那是一种让我觉得很熟悉的眼神，好像在哪里见过——就像清晨的镜子前，我每天看到的那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