滨海市的暮春，漫天杨柳絮纷飞，白茫茫一片，像下了一场不合时宜的雪。细小的绒毛黏在空气里，随风打着旋儿，落在行人的肩上、发间、睫毛上。有人戴着厚厚的口罩匆匆走过，有人不停揉着眼睛，小声抱怨着这个季节。
恒信律师事务所门口的塑料椅上，坐着五六个年轻人。清一色的正装，膝盖上摊着简历，偶尔抬眼互相打量一眼，又各自低下头去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紧张，像绷紧的弦，谁都不愿先开口。
陆漉川坐在最边上，脊背挺得很直。他今年三十五岁，在这群人里明显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。他坐了一会儿，低头看自己的鞋尖——皮鞋擦得很干净，鞋面上却落了一层薄薄的柳絮。他伸手拂掉那些白毛，动作很轻，指尖在鞋面上停留了一瞬，像是想抓住什么，又什么也没抓住。
“下一位，陆漉川。”
前台的声音清脆利落。陆漉川站起来，腿因为坐得太久有些发麻。他迈步走进玻璃门时，衣角擦过旁边一个女孩的背包带。那女孩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有些意外——来面试实习律师的，大多都是刚毕业的学生，二十出头，满脸写着对未来的忐忑或野心。而他三十五岁了，眉眼间沉淀着某种疲惫，脊背却绷得笔直，像一根被拉满的弓弦，随时可能崩断，却偏偏不肯松下来。
面试官有三个人。中间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律师翻着他的简历，目光在“法务部经理”“八年工作经验”几行字上停留了格外久。“陆先生，”老律师推了推眼镜，“以你的资历，怎么想到来我们这儿从头开始实习？”
陆漉川笑了笑，那笑容礼貌而克制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像是早就料到这个问题，也早就演练过无数遍答案。“虽然通过了法考，没有律师执业证，哪都去不了。恒信在滨海做民商诉讼的口碑很好，我想踏踏实实把这一年走完。”
回答滴水不漏。老律师点点头，又问了几个专业问题。陆漉川对答如流，条理清晰，语气平稳，像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讲稿。面试结束时，老律师主动伸出手：“明天能来报到吗？”
“能。”
就在陆漉川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旁边一直没怎么开口的女律师忽然问了一句：“陆先生，听说您是裸辞，为什么？”陆漉川伸出的手顿了顿。他转过身看向提问的女律师，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，然后用一种无比平淡的声音说道：“想换个环境。”那声音太淡了，淡到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女律师看着他，眼神里有探究，但没有追问。她大概是看出来了，这个人不会说。
走出大厦，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，淅淅沥沥的，不大，但足以打湿行人的衣裳。雨丝落在柏油路面上，洇出深色的斑点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墨汁。陆漉川没带伞，索性走到大厦的廊檐下避雨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，打火机的火苗在风里晃了两下才稳住。他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来，烟雾很快被雨丝打散。风卷着雨丝掠过廊檐，落在他的袖口上。他垂眸轻轻拂去，指尖触到微凉的湿意，忽然觉得那凉意顺着皮肤一路渗进了骨头里。
他想起十年前。二十二岁，他进了一家期货公司做交易员，每天对着K线图和跳动的数字，学了五年，把期货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摸得透透的——交易规则、监管文件、配资模式、穿仓风险、内控稽核、产品设计。二十七岁，他考过法考，转型做公司法务，进了集团，从普通法务一路做到总监。三十五岁，他坐在律师面试间里，对面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律师，问他为什么裸辞。以前的经历他都没详细写在简历上，不是刻意隐瞒，只是他觉得那段经历跟法律没关系，写上去反而显得履历杂。十年换了三份工作，每一次都从头开始。他说“想换个环境”，但在心里他知道，真正的答案是——他不想再忍了。
她叫林知夏，集团办公室的一个文员，因为一桩员工诉讼的案子被借调到法务部。她比他小六岁，长得漂亮，嘴又甜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说话时总会微微侧着头，像一只无害的小猫。每个人都说她机灵，陆漉川也觉得这个姑娘做事利索，渐渐地便对她多有照顾。她会在他加班的时候端一杯热咖啡过来，杯壁上贴着一张便利贴，写着“陆哥辛苦啦”，后面跟着一个手画的笑脸。她会在大伙儿聚餐时挨着他坐，夹菜的时候胳膊肘轻轻碰到他的手臂，又飞快地缩回去，会在聚会时和他挨着坐，一起唱对唱情歌。她会在他讲案子的时候托着腮看他，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像装了两颗星星。她整日围着他打转，嘴甜体贴、事事示弱，处处摆出依赖、仰慕他的姿态。工作上一遇难题就虚心求教，哪怕是基础琐碎的工作也故作懵懂，事事拜托他帮忙。私下里更是时常嘘寒问暖，送茶水、递文件，有意无意地流露崇拜，营造出全心信任、唯独依仗他的模样。渐渐地，两人之间有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他三十五岁了，单身太久，那些似有若无的亲近和暧昧，像温水一样把他泡了进去，泡得他浑身上下都软了，泡得他忘了自己是谁。
她暗示想调去核心的业务部门，说是想多锻炼锻炼。他花了三个月帮她协调关系、写推荐材料、做面试准备，熬了无数个通宵，最终她顺利打败众多竞争者，进了投资部。调走那天，她抱着文件夹站在他办公室门口，笑着说“陆哥，谢谢你啊”，梨涡浅浅地陷进去，眼睛弯弯的。他当时觉得，值了。
可调走以后，除了最初两个月找他帮忙完成策划书外，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少了，微信消息也从每天几条变成几天一条，再变成只有工作上的往来。陆漉川一开始没多想——新部门忙，他理解。
后来，总公司空降了一位新总经理，带着大批亲信入职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第一把就烧向了中高层。人事调整的名单一份接一份地发下来，当初跟着老领导的人，要么被调去闲职，要么受不了排挤自己走了。陆漉川是法务稽核的负责人，手底下管着合规审查的关键流程，自然成了新领导眼里最大的那根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刻意的刁难、无端的问责、无形的排挤接踵而至。正常的审批流程被无故驳回，辛苦拟定的合规方案被全盘否定，连部门日常工作会议都被层层掣肘。他隐忍周旋过一段时间，试图守住多年心血与岗位。可职场倾轧从无温情可言，步步紧逼的打压让他彻底看清了局势。但那会儿，他还没下定决心离开。毕竟三十五岁了，这个岗位做久了，不像那些跳槽的业务部门的人一样有广泛人脉。他想忍一忍，市场化三年一个聘期，忍上六年也差不多了。
真正逼他裸辞的，从来不止职场的倾轧。还有一场耗尽了他所有善意与信任的算计。
他记得三个月前的季度战略会。那天下午，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。周副总带来的人把法务部过去一年的工作梳理了一遍，结论是“审核周期过长、风险判断过于保守、影响了项目推进速度”。陆漉川坐在会议桌靠边的位置，面前摊着笔记本，笔尖抵着纸面，一个字也没写。
周副总说：“法务部以后的项目介入能不能再往前压一压？不要等业务都跑起来了才开始审，效率太低了。”陆漉川说：“前期介入需要业务部及时共享信息，这个协同流程我们之前提过，一直没有落实。”周副总笑了笑，那笑容很短，像用刀片在脸上划了一下：“那就想办法落实嘛，不然老是卡在法务这道坎上，业务那边意见很大啊。”
全场安静。有人低头看材料，有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陆漉川的余光里，林知夏坐在会议桌斜对面。她是作为新事业部支持主管列席的，穿了件米白色的针织开衫，头发松松地扎着，低着头翻笔记本电脑上的文件。周副总那句“业务那边意见很大”说完之后，会议室里的空气凝了一瞬。然后林知夏抬起头来，语气很自然，像是随口接了一句：“业务这边确实偶尔会遇到法务反馈比较慢的情况，如果流程能优化一下，项目推进应该会顺畅很多。我在法务帮过忙，知道他们确实有些环节是可以被优化的。”她说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个恰到好处的笑容。不是客套，不是冷漠，甚至不是落井下石。那笑容得体得像经过精密计算，落在别人眼里，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业务同事在客观陈述自己的实际体验。可陆漉川知道，那些“可以被优化的环节”，有一大半是他手把手教她怎么处理的。
他坐在那里，看着她嘴角那两个浅浅的梨涡。那两个梨涡他见过无数次——她刚到新部门那几天，有一个项目策划书被合作方反复推翻，改到第六版的时候她抱着文件来找他，说“陆哥我实在改不动了”，说完自己先笑了，梨涡陷进去，眼睛弯弯的。他那天帮她改到了晚上十点，她就趴在旁边工位上看资料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他把自己外套披在她肩上，她醒过来迷迷糊糊地说“陆哥你真好”。那件米白色针织开衫，和今天这件很像。
陆漉川收回目光，低头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好的”。那场会后来还开了很久，他记不太清后面讨论了什么。散会的时候人群从会议室往外涌，他被夹在中间，电梯口站满了人，他和林知夏被挤进了同一部电梯。门合上，楼层数字往下跳，她站在他侧前方，低头刷手机，后颈露出来一小片皮肤，头发丝有几根黏在领口上。电梯到了十二楼，陆漉川要先出去。他迈步的时候，林知夏抬了一下头，朝他点了一下头，然后重新低下头看手机。那个点头的动作很轻，轻到跟她在电梯里对任何一个人点头没有任何区别。
陆漉川走出电梯，走廊里的日光灯白得刺眼。他在原地站了两秒，然后转身走向自己的办公室。那一路他走得很慢，像是腿里灌了铅。推开门坐下之后，他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，屏幕早就黑了，映出他自己的脸，没什么表情，眼眶却有点发酸。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他从公文包里抽出辞呈草稿，对着电脑改了两个小时。删了写，写了删，最后只留了一句话——“因个人原因，申请辞职。”第二天他去公司，把辞呈打印出来签了字，送达总经理办。路过十八楼的时候他走得很慢，透过新事业部的玻璃隔断，看见林知夏正坐在工位上打电话。她笑得特别轻松，那种松弛的、毫无防备的、让人看了就觉得愉快的样子，好像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好像那场会上她说的话只是一句随口而过的闲谈。陆漉川在走廊里，隔着玻璃看了她一分钟。她没有抬头。
他转身走进电梯，给那个备注为“十二”的微信头像发了一句：“走了，就此别过。”直到他走进停车场，那边才回了几个字：“祝一切安好。”他没有再回复，直接拉黑、删除。手指点在屏幕上的时候微微发抖，但他按得很用力，用力到指节发白。
雨停了。街头的路灯已经亮起来，暖黄色的光晕铺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，像碎了一地的金子。一阵冷风把陆漉川从回忆里拉回来，他走到路边，把烟头连同那支笔帽上刻着“L”的钢笔轻轻放在垃圾箱顶端的烟灰盘上，然后转身走进风里。他没有回头。
朱七七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有些熟悉的背影，她走过去时对方已经离开，余光扫过垃圾桶，看到烟灰盘上那支笔——黑色笔身，白色六角星标志，她认识那个牌子。她已经走过去了，又退回来两步，弯腰拿起来看。笔尖是新的，从没用过，笔帽侧面刻着一个“L”。
她抬头看向那个已经走出十几米远的背影。脊背挺得很直，步伐不快不慢，像一个人准备走进风里。朱七七把笔收进口袋，心想：什么东西，新的就扔了，怕是脑子不清醒。她撑着伞转身往地铁站走，那支笔在她的包里硌着一叠文件，发出轻微的碰撞声。她没再回头看。
（第一卷·第一章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