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一次见林建国，是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。
那年我二十六岁，刚从一家倒闭的国企出来，兜里揣着八百块钱和一张中专文凭。
我在人才市场转了三天，没找到工作。第四天在路边摊吃面，碰见一个比我大两岁的男人，也在吃面。
他比我吃得还寒酸，就一碗白面条，连个卤子都没加。
但他吃得很认真，一根一根地挑着往嘴里送，跟那碗面有仇似的。
我问他：“哥们，你也是来找活干的？“
他抬头看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
“我叫林建国，原来在机械厂的。“
“我叫周成，原来在无线电元件厂的。“
他把面条咽下去，擦了擦嘴：“厂子没了。“
“我的也没了。“
我们对视了两秒钟，然后同时苦笑了一下。
那天晚上，我俩在路边摊喝了一箱啤酒。他喝多了，拍着桌子跟我说，他想开一个五金加工厂，自己干。
我说不就是零件加工嘛，我也会。
他说：“那咱俩一起？“
我说：“行。“
就这么简单。八百块钱，两个人，一个想法。
——现在回头看那个夏天的自己，真想给他一巴掌。
那时候我多干净啊。口袋里没钱，但眼睛里有光。
谁也没想到，二十年后，那双眼睛会变成什么样子。
头两年是真的苦。
我们租了一间民房当车间，买二手设备，自己跑客户。
冬天没有暖气，我俩裹着军大衣蹲在车间里车零件，手冻得跟萝卜似的。
但他手艺好，做出来的东西精度高，客户用了都说行。
有一次赶一批急件，连干了三天三夜。交付那天，客户验完货，当场签了长期合同。
林建国高兴得不行，拉着我去下馆子。
他点了一条红烧鱼。
我看着他笑：“你请客就点一个菜？“
“够吃了，“他说，“省着点，下个月还完贷款就没剩什么了。“
那天他喝了两瓶啤酒，脸红扑扑的，跟我说：“周成，你放心，跟着我干，亏不了你。“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“
——我是真信了。
那时候我是真信他。
后来那些年，厂子越做越大。从两个人的小作坊变成了三十多个人的正规厂。
我占三成股份，他占七成。他技术好，贡献大，我没二话。
我管钱，管人，管客户。他管生产，管质量，管技术。
配合得跟齿轮似的，严丝合缝。
我老婆常说，你们俩比亲兄弟还亲。
我听了还挺得意。
——有些话我没跟老婆说。比如林建国这个人，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。他太实在了。实在到有时候让我觉得，这人怎么能在生意场上活下来的。
转折发生在二零零九年。
那一年金融风暴，订单断崖式下跌。厂里三十多号人张嘴等着吃饭，设备贷款每个月要还，供应商的货款也压着。
我算了一笔账。
如果找不到新订单，撑不过三个月。
我开始到处跑客户，低声下气地求人。有人给了一个机会，说南方有个大项目，需要一个靠谱的供应商，但前期要垫资两百万。
两百万。
厂里的流动资金只剩不到八十万。
我跟林建国商量，他说再想想，太冒险了。
我说：“不冒险就等死。“
他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那你想想办法，我去筹。“
我想了办法。
一个朋友的朋友，做民间借贷的，利息很高，但放款快。
我知道这条路不干净。
但厂里三十多号人，我不能看着他们失业。
——你看，我给自己找了个多好的理由。“为了大家“，多冠冕堂皇。
后来民间借贷的钱像流水一样灌进来，订单接了，活干了，钱却收不回来。
对方拖了半年，最后一分钱没给，人跑了。
两百万的垫资，加上民间借贷滚出来的利息，总共将近三百万的窟窿。
那段时间，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
我找林建国摊牌。
他听完数字以后，半天没说话。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。
他说：“周成，钱的事我想办法，你先把人稳住。“
我想办法。
他每次都这么说。
——可这次，他还有什么办法？设备抵了，房子抵了，还能怎么办？
后来苏琳出现了。
苏琳是那个民间借贷的中间人介绍过来的，说是某家大公司的采购总监，可以帮我们消化库存，还可以引荐新客户。
条件只有一个——她要在厂里占一股。
不是投钱入股。是要我手里的股份。
我一开始觉得这人脑子有病。
但她说了一句话：“你替厂子拼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股份是他的，钱是他说了算。你图什么？“
我图什么？
这个问题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很久了。
不是没道理。厂子做大以后，所有对外的事都是我跑的，客户关系是我维系的，资金链是我扛的。
可决策权在他手里。
因为他是创始人，他是技术核心，他是大股东。
——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是从哪一刻开始，我在心里跟他算账了？
大概就是从那笔民间借贷开始。
从我借了钱、填了窟窿、扛了风险，却觉得什么都没得到的时候。
人心这种东西，一旦开始算账，就再也停不下来了。
二〇一二年，苏琳提了一个方案。
她说，可以把林建国从公司里摘出去。不是赶他走，是让他“退居二线“。技术他继续管，但管理权和财务权交到我们手里。
我说这不等于架空他吗？
苏琳笑了一声：“你心软什么？当初没有你，他那个破厂子早倒闭了。“
我没说话。
她继续说：“而且，他之前借的那些钱，走的是他的名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“
我懂。
民间借贷的那些手续，是以林建国名义签的。他替厂子扛的债，法律上是他一个人的。
如果这事被翻出来，进去的是他，不是我。
——那一刻，我脑子里有一根弦断了。
不是今天断的。是这些年一点一点磨损的，到了这一刻，终于断了。
我开始做局。
伪造账目，转移资产，把那些灰色操作的痕迹全部指向林建国。
每一步，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每一步，我都在想，大不了以后补偿他。
——补偿。
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两个字。
你把一个人的自由、名誉、家庭全毁了，然后说，我以后补偿你。
林建国被带走的那天，我没有去送。
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把门关上，窗帘拉上。
桌上放着当年我们俩在路边摊吃面时拍的那张照片。黑白的，已经泛黄了。
照片上的我们，年轻、瘦、灰头土脸，但笑得特别傻。
我看了很久。
然后把照片翻了过去。
——我没勇气继续看了。
后来的日子，我以为自己赢了。
公司到了我手里，苏琳那边的人也撤了。账面干干净净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
可是林柚开始查了。
那丫头犟得跟她爸一模一样。
我一开始没当回事。一个小姑娘，能查出什么来？
但她背后有顾廷深。
我这才知道，有些账，不是你想翻篇就能翻篇的。
顾廷深出手以后，那些我以为已经埋好的东西，一块一块被挖了出来。
账本、转账记录、民间借贷的原始凭证。
一样一样摆在桌面上。
我坐在会议室里，看着这些东西被打开，心跳得很慢，一下一下的。
——奇怪的是，我没有害怕。
倒像是等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了一只靴子落地。
调查组来找我谈话那天，天气很好。
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往外看，能看见楼下停车场里停着几辆车，阳光打在车顶上，亮得刺眼。
我突然想起一九九八年的夏天。
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。
我和林建国坐在路边摊，面前是一碗白面条和两瓶啤酒。
他跟我说：“哥们，以后有钱了，我要天天吃红烧鱼。“
我说：“出息。“
他笑了。
我也笑了。
那个笑，是真心的。
不是后来生意场上那种八面玲珑的笑，不是应付客户的笑，不是跟苏琳谈判时那种算计的笑。
就是单纯的，两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，因为一碗面和一瓶啤酒，觉得日子还有点盼头的笑。
——如果时间能停在那一天就好了。
调查人员让我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很稳。
我签了。
走出大楼的时候，有人在背后叫我。
我回头，什么人都没有。
大概是我听错了。
也可能是我自己叫自己。
那个声音说：周成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
我没有回答。
因为我知道，这个问题，从一九九八年那个夏天，从我在路边摊举起啤酒瓶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变了。
不是我突然变坏的。
是一分一寸的，像水渗进墙里那样，慢慢地，渗进来的。
等我意识到的时候，整面墙都已经潮了。
——可那面墙，最初是干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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