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平元年六月，临安城的热，是渗在骨头里的。
秦淮海巷的槐树叶子卷成焦黄，蝉声像碎瓷片刮着人的耳膜。赵孟启站在巷口的阴影里，看着远处御街上的热闹——金国灭亡的捷报传到临安已经三个月了，城里的人还在乐。勾栏里唱着新编的《破蔡州》，瓦子里卖着“金哀宗骨头汤”的假吃食，连巷口卖冰水的婆子都要在担子上插面小旗，写着“克复中原”四个字。
他今年十九，是太宗皇帝八世孙，但这一支传到父亲那一辈，已经连宗祠的香火钱都要靠典当。这回随军北上，是他自己求来的——说是监军，其实就是个抄抄写写的文吏，跟着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的大军，去收复什么东京汴梁。
“宗室子弟，总要有个出身。”临行前母亲这样说，把一只祖传的玉玦缝进他衣襟里，“万一有个好歹，这东西能换条命。”
赵孟启当时没懂“好歹”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，北边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喜人：金国亡了，蒙古人退了，河南空出来了，大宋一百多年的仇终于报了。朝堂上的大人们争了几个月，最后是赵葵赵大人拍了桌子——“此时不取中原，更待何时？”
六月十二日，大军从庐州出发。
全子才的淮西兵一万余人，号称三万，旗甲倒是新鲜，可走起来就看出成色了。前头的还能扛着枪，后头的已经歪歪斜斜，有人把盔甲挂在驴背上，有人赤着脚趿拉着草鞋。赵孟启骑着一匹赁来的青驴，跟在粮草队后头，驴背上还驮着两捆箭杆，硌得他大腿根生疼。
出寿州二十里，道旁开始出现白骨。
起初是零零散散的几根，被野狗啃得发白，混在蒿草里不显眼。再往北走，白骨越来越多，一堆一堆地散在路沟边，有的还穿着破衣烂衫，辨不出是金兵还是百姓。押粮的老卒见怪不怪，拿枪杆拨开路中央的一具骷髅，嘴里嘟囔：“端平元年了，还躺着，起来起来。”
赵孟启想吐，但胃里没东西。
过了蒙城，景象更骇人。沿途的村庄全是空的，土墙塌了半截，灶台里长着野草，有口井漂着腐烂的尸首，苍蝇起落像黑云。向导说，这是蒙古人干的——他们攻城，但凡抵抗，破城后便屠，男女老幼一个不留。后来蒙古人自己也待不住，北边来的兵受不了南边的暑气，加上河南地面寸草不生，就退回黄河以北去了。
“那这地方，如今是谁的？”赵孟启问。
向导看他一眼，像是看个傻子：“谁的？谁的也不是。有命进来的，就是谁的。”
七月初二，大军抵达汴京。
赵孟启骑在驴背上，远远看见那道城墙时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小时候读过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书里的汴京是“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”，是“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”。可眼前这道城墙，豁口裂得像被巨兽啃过，城砖上爬满青苔，有几段甚至塌成了土坡，野狗在上面跑。
城门开着。
李伯渊带着六百多残兵出降，说崔立已经死了——被他们杀的。这个替蒙古人守汴京的汉奸，脑袋装在木匣里，送到全子才帐前。赵孟启凑过去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张浮肿的脸，眼睛半睁着，嘴咧着，像是在笑又像是在骂。
汴京城里只剩下千余户人家，大多是老弱妇孺，住在相国寺周围的窝棚里。赵孟启牵着驴，沿着御街往里走，两旁的酒楼茶坊全成了空壳，窗户像黑洞洞的眼眶。大相国寺的匾额还在，金字已经剥落，门前蹲着的石狮子半截埋在土里，露出的部分被风雨剥蚀得面目模糊。
他站在山门前，想起祖父说过的话——你曾曾祖父当年随着高宗皇帝南渡，过江时回头望，汴京的城楼还在冒烟，烧了三天三夜。那烟里，有咱们家的宅子。
“这是咱家的宅子。”赵孟启喃喃自语。
身后有人接话：“这城里，从前谁家没宅子？”
赵孟启回头，看见一个年轻军汉站在驴旁边，正拿水囊喂驴喝水。这人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脸晒得黝黑，肩膀宽厚，身上穿着件旧得发白的号衣，腰间挎着把刀，刀柄上的布条磨得起了毛。
“你是？”
“两淮军，陈守义。”军汉咧嘴笑了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“给粮草队押粮的，见你一个人落单，跟过来看看。”
赵孟启这才注意到，自己的驴背上的箭杆少了两捆，想来是路上掉落了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拱了拱手：“多谢陈兄。”
“谢什么，反正驴也得喝水。”陈守义拍了拍驴脖子，驴舒服地打了个响鼻，“这驴不错，赁一天得八十文吧？”
“九十五。”
“亏了。”陈守义摇头，“城东有家车马行，赁驴只要七十文，就是驴瘦些。”
赵孟启愣了愣，忽然笑起来。这笑声在空荡荡的御街上显得格外突兀，惊起一群乌鸦，扑棱棱地飞过残破的屋顶。
他们在汴京等了二十天，等粮草。
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不肯运粮，说是荆襄连年水旱，无粮可征。两淮的粮要从江南运，先过江到镇江，装船进运河，到泗州转淮河，逆流到寿州，再装车走陆路运到汴京。一千多里地，兜一个大圈子，运一石粮，路上要吃掉三石。
全子才急得嘴上起泡，赵葵却从淮东带着五万主力赶来了。他进汴京城那天，骑着一匹高大的黑马，身后旗幡招展，比起全子才那支破破烂烂的先锋军，气派多了。
赵葵进城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全子才要粮。
“粮呢？”
“还在路上。”
“汴京的粮呢？”
“城里只有千余户人，自己都吃不饱。”
赵葵的脸沉下来，把马鞭往桌上一摔：“我在泗州就听说你们到了汴京，二十天了，就干等着？洛阳呢？潼关呢？等蒙古人回过味来，你们拿什么守？”
全子才不说话。
赵葵深吸一口气，压下火气：“分兵，先进洛阳。”
七月二十一日，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西进。每人发了五天口粮，可军中老卒都知道，五天走不到洛阳。他们把口粮分成七份，一天只吃一顿稀的。杨义带着一万五千人殿后，也是五天口粮，也是分成七份。
出发那天的早晨，赵孟启站在城门口，看着队伍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。陈守义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他身边，也望着那条路。
“你去吗？”赵孟启问。
“不去。”陈守义摇头，“押粮的还得押粮，这边也得有人看着。”
“能胜吗？”
陈守义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指着城外的麦田。田里的麦子早就荒了，长满了野草，只有几株瘦弱的麦穗在风里晃。
“这地，三年没人种了。”他说，“没人种的地，长不出粮食。没粮食的兵，打不了仗。”
七月二十八日，洛阳传来捷报：徐敏子部收复西京。
消息传进汴京那天，全子才和赵葵争起了洛阳留守的位子。赵孟启在帐外听见里头拍桌子的声音，默默走开了。
他在相国寺后面的废墟里找到陈守义。这军汉正蹲在地上，用手扒拉着碎砖烂瓦，从里头拣出几片青色的瓷片，对着光看。
“找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陈守义把瓷片翻来覆去地看，“我娘说，我家祖上是开封的，靖康那年逃到南边。她小时候听她奶奶讲，老家的宅子后面有口井，井台是青石的，家里用的碗是青瓷的，底上有个‘张’字。”
赵孟启蹲下来，和他一起扒拉。扒了半天，只扒出几根锈蚀的铁钉。
“你家姓什么来着？”陈守义问。
“赵。”
“赵？”陈守义愣了一下，“这个赵？”
赵孟启点点头。
陈守义沉默了，把手里的瓷片放下，在身上蹭了蹭土，忽然站起来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。
赵孟启吓了一跳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“你是宗室，我该行礼。”陈守义说，“方才不知道，失礼了。”
赵孟启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荒唐。一百多年前，这片土地上的人，谁见了姓赵的不行礼？可现在呢？两个年轻后生蹲在废墟里，对着几片碎瓷发愣，分不清哪个是自家的。
“别行礼了。”赵孟启站起来，拍拍膝上的土，“以后说不定还得靠你这口刀救命。”
八月初一，洛阳的消息变了。
徐敏子派回来的信使说，杨义的殿后部队在龙门遇伏，一万五千人几乎全军覆没，主将杨义只身逃回。蒙古塔察儿部已经渡过黄河，正在围攻洛阳。城中断粮，士兵杀马而食，恐怕守不住。
全子才和赵葵不再争了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，是下令撤军。
八月初二夜里，汴京城里的宋军开始收拾行装。不许点火，不许喧哗，不许敲锣打鼓。赵孟启牵着他的青驴，站在巷口，看着黑压压的队伍像潮水一样往东门涌。没有号令，没有旗幡，只有脚步踩在土路上的沉闷响声，和偶尔传来的一声压抑的咳嗽。
陈守义背着粮袋从他身边过，停下脚步：“走啊。”
“往哪儿走？”
“南边。”
“洛阳那边呢？”
陈守义没回答，只是往北望了一眼。黑沉沉的夜色里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赵孟启忽然想起一件事，从衣襟里摸出那只玉玦，塞给陈守义：“拿着。”
陈守义愣了：“这是做什么？”
“你救我一次，我没什么可谢的。”赵孟启说，“这东西是我娘缝的，说是能换条命。我不会打仗，用不着。”
陈守义握着那只玉玦，温热的，带着赵孟启的体温。他想说什么，前头的人已经在喊了：“快走！快走！天亮了蒙古人就到了！”
他把玉玦塞进怀里，拉着赵孟启的袖子，跟着人流往东门跑。
身后，汴京城沉默地蹲在黑暗里，像一座巨大的坟。
八月十二日，赵孟启回到淮西。
他骑在那头赁来的青驴上，驴瘦了一圈，他也瘦了一圈。沿途还是那些白骨，还是那些空村，只是方向变了。来时往北，归时往南。
陈守义在半路就分开了，他是淮西军的人，得回原驻地报到。临别时他把玉玦还给赵孟启，说：“这东西我拿着没用，你留着。往后若再见面，你给我打壶酒就成。”
赵孟启想问“还能再见吗”，但没问出口。他只是点点头，把玉玦攥在掌心。
过了淮河，景致渐渐鲜活起来。有了炊烟，有了人声，田里有农夫在锄草，路边有村童在嬉闹。押粮的老卒松了口气，说：“总算回来了。”
赵孟启回头望了一眼。
北方的天空灰蒙蒙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他知道，那后面有座空城，城里有座空寺，寺前有尊半埋的石狮，石狮的嘴里，还含着他没敢说出口的话——
一百多年了，我们回来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