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生1985年奶娃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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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生1985年奶娃子

作家I9YAVB

现代言情·商战职场

连载 | 更新时间 2026-05-16 13:18:0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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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陈远,一位研究中国经济史的高校教授,因过度劳累猝死办公室,醒来后发现自己重生为1985年安徽阜阳县陈家沟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。彼时的陈家沟是全县最穷的生产队,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。父亲陈守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母亲王秀兰卧病在床,奶奶周桂兰只能用米汤喂他。但陈远没有沮丧。作为历史学教授,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未来四十年中国会发生什么——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、商品经济的爆发、国企改革的阵痛、加入WTO的机遇……每一个节点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,而他要在别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,提前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七岁时,他怂恿父亲在省道边开加水点,从每月挣八十七块钱开始。十二岁时,他偶遇乡镇企业厂长赵建国,两人一拍即合,开始规划一个远超加水点的商业版图。十三岁时,他写下一份商品批发市场的规划方案,用“商户预付摊位费”的模式空手套白狼,在皖北农村建起了方圆百里第一个批发市场。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国道修通、市场扩张、物流整合、仓储建设、金融布局……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,每一步也都伴随着意料之外的危机。村支书的刁难、二叔的背叛、商户的纠纷、资金的短缺——陈远必须在这些现实的泥潭中,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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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陈远

陈远打死也没想到,自己一个985高校的历史系教授,会因为研究1985年的地方县志猝死在办公室,再一睁眼,居然回到了四十年前的皖北农村。

他更没想到的是,自己重生成一个奶娃子。

时值深秋,皖北平原的晨风裹着沙砾从门缝里灌进来,一座土坯房里传出婴儿嘶哑的哭声。陈远想喊,喉咙里冒出来的却是啊啊呀呀的声音;他想动,胳膊腿像是被灌了铅,只能无助地在棉褥子里蹬腿。

“这娃又哭了,怕不是饿了?”一个苍老的女声从外头传来,紧接着是脚步声,还有一股浓烈的旱烟味。

一个四十来岁的农村妇女掀开棉布帘子走进来,弯腰把陈远从床上捞起来,熟练地解开襁褓检查尿布。陈远瞪大眼睛看着这张脸——满脸风吹日晒的沟壑,头发用一根黑皮筋随便扎在脑后,灰蓝色的褂子上打着好几块补丁。

这是他的奶奶,周桂兰。

陈远脑子嗡的一声。县志记载,1985年夏天皖北发大水,入秋后又遭旱灾,陈家沟是整个阜阳县最穷的一个生产队,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。

而他,就是陈家沟一个普通农户家里刚满四个月的三孙子。

“怪了,这娃今天咋不哭不闹,眼珠子滴溜溜转,跟能听懂人话似的。”周桂兰把陈远重新包好,颠了颠,“三儿啊,你爹去县城找活干了,你娘还病着,奶水不够,你就凑合喝点米汤,乖。”

米汤。陈远在心里叹了口气,他上辈子喝的是明前龙井,吃的是国宴标准的淮扬菜,临死前还在审一篇关于明清农业经济的博士论文。现在倒好,连口奶都喝不上。

但陈远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

他奶奶抱他出门晒太阳的时候,他趴在她肩头,看见了整个陈家沟的全貌。低矮的土坯房连成一片,屋顶上的麦草已经被风雨侵蚀成了灰黑色;村口的老槐树下坐着几个抽旱烟的老头,膝盖上全是补丁;一条土路通向村外,路面被拖拉机碾出深深的车辙,天旱的时候走起路来能扬起半尺厚的浮土。

贫穷,这是他上辈子在论文里反复论证过的东西。但当贫穷真真切切地糊在脸上、呛进喉咙、腌进骨头里的时候,那种沉重感是任何数据和图表都无法传递的。

但陈远没有沮丧太久。

他是历史学教授,他最清楚接下来四十年会发生什么。1985年,这是个神奇的年份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,乡镇企业异军突起,商品经济的大潮正在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蔓延。而他所在的皖北地区,虽然在整个八十年代都算不上改革的排头兵,但历史的洪流终究会冲刷到这里,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他等得起。

陈远开始了他长达数年的蛰伏期。白天他是个除了吃就是睡的奶娃子,到了晚上,他在脑子里疯狂复盘这四十年的经济走向。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第一槌,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,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,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,2001年中国加入WTO……每一个节点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,而他,要在别人还没意识到的时候,提前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

三岁那年,陈远已经能流利地说话了。他故意表现出过人的记忆力,有一次周桂兰随口说了一句“今年的麦种比去年贵了五分钱”,他立刻接口:“奶奶,那咱们明年开春种花生吧,花生比麦子值钱。”

周桂兰吓了一跳,但农村老太太对这些话并不真的在意,只当是小孩子学大人说话。倒是陈远的父亲陈守田多看了他两眼。

陈守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,三十出头,脸被晒得黑红,手上全是裂口。1985年他在县城建筑队搬了半年砖,年底包工头跑路了,他一分钱没拿到。回来之后他蔫了好几天,后来又去镇上给一个卖化肥的个体户当搬运工,一个月挣六十块钱,要养一家五口人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五岁那年,陈远开始付诸行动。

他先是缠着周桂兰教他认字。周桂兰上过两年扫盲班,认得几百个字,教一个小屁孩绰绰有余。陈远假装学得飞快,三个月就能磕磕绊绊地读报纸了。村子里的人都觉得稀奇,但也没太当回事,毕竟农村孩子早慧的也有,长大了未必有什么出息。

但他接下来的操作让所有人看不懂了。

七岁时,陈远已经能流畅地阅读《安徽日报》和《人民日报》。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:国家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,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营业执照。他把这条消息记在心里,然后开始观察陈家沟的地理位置。

陈家沟在阜阳县城东南十五里,靠近一条省道。省道上每天都有长途货车经过,但这条路两边什么都没有,连个加水点都没有。而在八十年代末,跑长途的司机最需要的是什么?加水、吃饭、修车。这三个需求如果能满足一个,就能挣钱。

陈远找到陈守田,一脸认真地说:“爹,你在省道边上开个小卖部吧,卖烟酒汽水,顺便给过路的大车加水。”

陈守田正在院子里劈柴,闻言停了下来,擦了把汗:“你说啥?”

“开小卖部。”陈远重复了一遍,“咱们家在省道边上有三分自留地,就在那块地上盖个小棚子,卖点东西。大车跑长途,司机渴了要喝水,饿了要吃饼干,烟抽完了要买烟,这些都是现成的需求。”

陈守田今年三十八岁,但常年风吹日晒让他看起来像五十岁的人。他听完儿子的话先是愣了愣,然后伸手摸了摸陈远的额头:“没发烧吧?你才七岁,懂啥叫生意?”

“我看了报纸,国家政策允许。”陈远早有准备,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《安徽日报》,指着上面一篇报道,“你看,上面说支持发展个体经济。”

陈守田不认识那么多字,但他看儿子说得头头是道,心里犯起了嘀咕。他这辈子没做过生意,唯一一次尝试是在县城搬砖还被坑了,他对“做生意”三个字有种本能的恐惧。但这个儿子确实和别的小孩不一样,五岁认字,七岁读报,说的话虽然离奇,但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晚上,他躺在床上把这事儿跟老婆王秀兰说了。王秀兰正给陈远的小弟缝裤子的膝盖补丁,听完噗嗤笑了:“你听一个七岁娃的?他懂个屁。”

“可是这小子……怎么说呢,他说的话有时候还真像那么回事。”陈守田翻了个身,“前两天他在院子里跟我算账,说家里种六亩地,一年种两季,去掉种子化肥农药和提留款,净落不到八百块钱。秀兰,这账我都没跟他算过,他自己琢磨出来的。”

王秀兰缝针的手停了一下,沉默片刻后说:“你实在想试就试试,反正那三分自留地也没种啥东西,荒着也是荒着。”

陈守田咬了咬牙,第二天就去阜阳县城批发了第一批货。两箱汽水,五条红塔山,十斤饼干,二十扎捆成一团的矿泉水。他用木板和石棉瓦在自留地边上搭了个简易棚子,用红油漆在一块三合板上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:加水商店。

陈远的建议是加一个服务项目:给过路大车加水,一次五毛钱。

最初的一个月,生意惨淡。省道上的大车司机根本不知道这里多了个加水点,偶尔有停下来的,也是下来问路或者借火。陈守田坐在棚子里直叹气,觉得自己果然不是做生意的料,七岁儿子的主意果然不靠谱。

但陈远不这么看。他放学后(他正在村里的小学读一年级)跑到加水点,站在路边仔细观察过往车辆。他发现了一个规律:从北边来的货车,车牌大多是豫字头;从南边来的,是皖字头居多。河南的车往南边走,安徽的车往北边走。而这条路再往南走一百公里就是淮河码头,很多车是去码头拉货的。

“爹,”陈远说,“明天你拿个纸板,用毛笔写几个大字:‘前方加水,五毛一车’,立在路两边。还有,你去买几个西瓜,切成块保鲜膜包好,和汽水一起卖。天热,司机愿意吃口凉的。”

陈守田照做了。效果立竿见影。

第二天就有三辆大车停下来加水。司机看到路边的纸板,心想前面就有加水点,不用等到下一个服务区了。停下来之后发现还能买汽水和西瓜,顺手就消费了。陈守田笨手笨脚地给大车加了一桶水,收了五毛钱,又卖了一包烟两个西瓜,一共挣了两块三。

他攥着钱的手微微发抖。两块三,在地里刨食得干半天,在这里站了十分钟就挣到了。

加水点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。一个月下来,陈守田算了算账,减去成本和电费,净赚了八十七块钱。这比他给人扛化肥一个月挣得还多。

消息在陈家沟传开了。

最先有反应的是陈远的二叔陈守粮。陈守粮比他哥小五岁,是个头脑活络的人,初中毕业后在阜阳县城混了两年,没混出什么名堂,又回了村。他听说大哥在省道边上开了个加水点挣了钱,立刻找上门来。

“大哥,你那加水点让我也入个股呗。”陈守粮笑嘻嘻地说,“我出人出力,你出地出货,挣的钱对半分。”

陈守田老实但并不傻,他知道自己这个弟弟是什么德性。陈守粮在县城混的那两年,据说跟几个人合伙做生意,结果他出了钱,人家带着钱跑了。这种人,陈守田信不过。

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兄弟之间,话说重了伤感情,说轻了对方不当回事。

陈远蹲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剥毛豆,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,走到陈守粮面前,仰着脸说:“二叔,你想入股也行,但得按规矩来。出一千块钱现金,再写个字据,挣了钱按比例分红,亏了钱按比例承担。你要是同意,明天我爹就跟你签合同。”

陈守粮低头看着这个七岁的侄子,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一千块钱,他拿不出来。更重要的是,他没想到一个七岁的小孩能把“入股”“分红”“合同”这些词用得这么准确。

“你……你个小屁孩懂啥?”陈守粮勉强笑了笑,挠挠头走了。

陈守田看着儿子,心里翻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这个儿子,真的只有七岁吗?

加水点的生意稳步增长。到1993年春天,陈守田每个月的纯收入已经稳定在三百元以上,这在当时的阜阳县农村,已经算得上是高收入了。他把土坯房翻修成了砖瓦房,给家里添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,还给陈远买了一个新书包。

村里人的态度也变了。以前他们看陈守田的眼神里带着同情,现在变成了羡慕,还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。有人在背后嘀咕:“陈守田不就是走了狗屎运,在路边搭了个棚子嘛,有啥了不起的?”也有人说:“他家那个三娃子是个妖孽,才几岁就能算账看报了,指不定是啥转世投胎的。”

陈远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。他在县城读初中了,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二十里路,风雨无阻。他的成绩稳居全县第一,尤其是历史和地理,几乎每次都是满分。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他是天才,只有他自己知道,他不过是在温习四十年前就学过的知识。

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1993年对于陈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,皖北地区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。乡镇企业开始崛起,阜阳县城周边的几个乡镇陆续办起了小砖瓦厂、小食品厂、小纺织厂,虽然规模都不大,但活力十足。更重要的是,省道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,陈远注意到,除了运输煤炭和粮食的货车,开始出现一些拉着机械设备的长板车,这说明区域内的小型工厂正在扩张。

加水点的生意虽然不错,但天花板太低了。一个加水点,充其量就是个个体户,一个月挣几百块钱,在这个时代算小康,但在他要走的这条路上,连起步都算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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