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嘉禾被裁的那天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他坐了七年的工位，最后装进纸箱的只有三样东西：一个保温杯，一本没翻完的书，一个儿子用乐高拼的小人。
他把纸箱放在副驾驶，开车回家。
路上，导航每隔两分钟说一次“前方拥堵，预计通过时间十二分钟”。他听着那个声音，想不起自己今天有没有吃午饭。
晚上妻子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可能有点累。
妻子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再追问。
结婚十年了，她早已学会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不去撬他的嘴。
他去儿子房间，小家伙已经睡着了，被子也被踢掉了一半。
他帮着掖好被子，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月光从窗帘缝隙里漏进来，照在儿子脸上。
他突然想起三十年前。
1995年。
那时候他也才五岁，也这么躺着，装睡，听母亲在凌晨揉面的声音，听父亲咳嗽的声音，听街上第一班公交车开过的声音。
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晚上想起这些。
可能是因为人在失去坐标的时候，会本能地往回看，看到最远的那个点，看到自己还是一个小不点的时候。
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。
陈墨翻到那张照片，是在搬家的时候。
说是搬家，其实是房东下了最后通牒，旧改的红字刷在巷口的墙上，比他的公司倒闭得还早一些。
他把出租屋里攒了十几年的东西往外清，在衣柜最底层翻到一个铁盒子。
盒子早已生锈了，扣子一掰就断。
里面是一叠纸条，已经脆了。
“饭在锅里，菜在碗里，妈九点回来。”
“今天妈发工资，冰箱里有鸡腿。”
“下雨了，衣服收进来。”
每一张的落款位置，都被虫蛀掉了。
铁盒子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。
那是他七岁那年，母亲用别人淘汰的傻瓜相机拍的。
城中村的巷子，他站在自家出租屋门口，脖子上挂一把钥匙，对着镜头咧嘴笑。
身后是晾在竹竿上的衣服，有他们家的，也有隔壁四川阿姨家的、江西姐姐家的。
他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什么都没写。
他把照片和纸条一起装进搬家用的纸箱，其他的都可以扔，这个不能扔。
想了想，又在纸箱外面用马克笔写了两个字：留着。
苏晓棠路过那棵枇杷树，是在换了第三份工作以后。
严格来说，不是她小时候那棵，她小时候那棵早就砍了。
镇上修路，她家老院子被拆了一半，枇杷树刚好挡在规划的路中间。
砍的那天她不在家，母亲打电话说“树砍了”，语气像说今天的天气。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在出租屋里站了很久，那年她二十四岁。
现在她三十三岁。
路过的是另一个小区的枇杷树，跟她记忆里那棵很像，也是歪着长，树干上有小孩子刻的字。
小时候她坐在家门口门槛上，手里攥着一根快化掉的小布丁，等妈妈下班。
晚霞是橙红色的，像谁在天上泼了一碗打散的鸡蛋。
她听见母亲的自行车铃铛声。
母亲把她抱起来，手上有一股缝纫机油的味道。
那味道不好闻，但她觉得安心。
她后来闻到过很多味道，香水的味道，写字楼中央空调的味道，医院消毒水的味道。
没有一种让她安心。
她把枇杷树的照片拍下来，想发朋友圈，可打了几个字，又删了。
最后什么都没发，收起手机，继续往前走。
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WTO，香港还没有回归，手机还是砖头大小，上网还是少数人听说过的事。
那时候他们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，过着三种不同的童年。
不认识彼此。
不知道将来有一天，自己会坐在同一棵榕树下，喝着同一壶茶，说起彼此小时候的事。
那时候的傍晚——
林嘉禾趴在早餐摊的小桌上写字，写完了最后一个生字，抬头看见母亲站在油锅前的背影。
陈墨在巷子里疯跑，脖子上那把钥匙甩起来又落下，发出细碎的声。
苏晓棠坐在门槛上，等妈妈的自行车铃铛响起来，枇杷树的影子在脚边一点一点拉长。
三个地方的炊烟先后升起来。
天黑了。
电视机里开始播《大风车》，父母们在叫孩子们回家吃饭。
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傍晚后来会被记住那么多年。
也没有人知道，从这一天起，他们各自人生的底片开始慢慢定了影。
此后的所有选择，所有倔强，所有深夜里的哭泣和咬牙，都不过是在这张底片上慢慢显影而已。
等他们发现时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