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法院门口
我两岁那年，妈妈抱着我站在县法院门口，签字。
1976年12月19日。安徽，城关镇。天阴得像是要塌下来，却没有雪。风从街口灌进来，把法院门口那张褪色的横幅吹得啪啪响，上面写着“无产阶级专政万岁”几个字。
我妈把我从左胳膊换到右胳膊。她的手很稳。
“宋慧，在这儿按个手印。”
办事员把一份文件推过来，指着右下角的位置。我妈把我往怀里搂了搂，腾出右手，拿起印泥，用大拇指摁了一下，然后按在那个名字旁边。
宋慧。
她的名字。
她按下去的时候，我看见那个办事员的眼神——不是同情，也不是嫌弃，就是那种见多了离婚案的麻木。七十年代末，县城里离婚还是稀罕事，但稀罕不代表不能办。只要双方都同意，只要单位开证明，只要不闹。
我妈没闹。
她从进门到签字，一句话都没说。那个男人——周志国——站在三米开外的地方，跟他的同事说着什么。他没过来，也没看我。
我妈签完字，把文件推回去。办事员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行了。财产分割都写清楚了？”
“写清楚了。”
“孩子归你？”
“归我。”
“抚养费呢？”
我妈顿了一下：“不要。”
办事员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里终于有了点什么——大概是“你是不是傻”的意思。我妈没解释。她把那份离婚证明叠好，塞进棉袄内层的口袋里，然后把我重新抱好，转身往外走。
经过周志国身边时，他开口了。
“宋慧。”
我妈停住脚步。
周志国说：“你识大体。”
他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，洗得很干净，袖口磨得发白。他是县城机械厂的车间主任，二十八岁，前途无量。他身边站着的那个人——我后来才知道叫“同事”——正用一种打量物品的眼神看着我。
我妈没回头。
她说：“周志国，我没替你省着。”
然后就走了出去。
我趴在她肩膀上，看见那个男人的脸。他愣了一下，像是没听懂。三秒钟后，他的表情恢复如常，转身跟同事说话。
那个表情，我记得。
三十年后，我妈病床前，他跪着求她原谅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已经多得数不清，但那个表情还在——就是那种“我没错，是你想多了”的坦然。
我妈走出法院大门，下了三级台阶，又走了二十多步，拐进旁边那条窄巷子。
巷子里没人。
她突然弯下腰，把我放下来，靠着一户人家的后墙，蹲了下去。
“妮儿，”她说，“妈手抖，你帮我揣兜里。”
她把我的手拿起来，塞进她棉袄的口袋里。
她的手在抖。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一个人的手可以在外面那么稳，却在这里抖成这样。
我妈的手不大，手指细长，骨节分明。手背上有一道疤，是小时候做针线被剪刀划的。她的手很凉，指腹有薄薄的茧——那是这些年做针线磨出来的。
我把她的两只手都塞进她自己的棉袄口袋里，用自己的小手掌压住。
她低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
“妮儿真乖。”
她的眼睛是红的，但没有眼泪。
我两岁，还不能问她疼不疼。我只能把自己的脸埋进她颈窝里。她身上没有雪花膏的香味，只有肥皂洗到发硬的旧毛衣，还有一点点灶膛的烟火气。
那是妈妈的味道。
巷子里有人出来倒水，看见我们，愣了一下，又缩回去了。
我妈把我抱起来：“走吧，回家。”
“家”在城关镇最偏的地方，从法院走过去要四十分钟。
二、五块钱
我妈的嫁妆只有一个针线盒，是她养母在她出嫁时给的。榉木的，巴掌大，盖子磨得发亮。盒子里有十几根针，大小不一，插在一块蓝布上；一小卷白线，一小卷黑线；三粒扣子，两枚顶针，一把小剪刀。
这就是她从那个家里带出来的全部。
哦，还有我。
从法院出来那天下午，我们去了周家拿剩下的东西。周志国的父母住在机械厂家属院，两间平房，带个小院。我妈抱着我走进院子时，周老太正坐在门口晒太阳。
看见我们，她没起身。
“来了？”她说，“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在屋里。”
我妈把我放在院子里，自己进屋去拿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周老太。
她也看着我。
周老太六十出头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藏青色棉袄，膝盖上盖着一块旧毯子。她的眼睛很小，看人的时候眯起来，像在打量什么不值钱的物件。
“你妈是个傻的。”她忽然开口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跟我说，“离婚不要抚养费？哼，往后有她哭的时候。”
我没说话。我两岁，还不会说整句话。
但她不知道，我听得懂。
周老太继续说：“志国也是命苦，娶这么个没根底的。城里姑娘怎么了？城里姑娘也得分人。人家宋婉云回来了，那才是正经的——”
她没说完，我妈出来了。
我妈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袱，不大，瘪瘪的。那就是她在这个家住了三年攒下的全部。
“走吧。”我妈说，弯腰抱起我。
周老太在后面喊：“宋慧，你可别后悔。离了婚的女人，看谁还要你。”
我妈没回头。
走出家属院那条巷子时，我看见她攥着包袱的手指，关节发白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城关镇最偏的一间柴房里。
房子是居委会王奶奶帮忙找的，原来是生产队堆柴火的地方，后来废弃了。土墙，茅草顶，窗户用塑料布糊着。里面只有一张床板，一张歪腿的桌子，一个灶台。
月租五毛。
我妈把包袱放在桌上，把我放在床上，然后从棉袄内层掏出一个纸包，打开。
五块钱。
一张一块的，四张五毛的，剩下都是毛票。那是她这三年的全部积蓄——结婚时娘家给的压箱钱，平时做针线攒下的零花，还有临走时王奶奶偷偷塞给她的两块。
她看了一会儿，又包好，塞回棉袄里。
“妮儿，”她说，“咱们有钱。够花一阵子的。”
我知道她在骗我。
五块钱，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，一块五。剩下的三块五，要买米，买盐，买火柴，买过冬的煤——柴房没有烟囱，烧煤得买那种小炉子，最便宜的三块多。
她算了又算，最后把两毛钱放在桌上：“明天买盐和火柴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妈烧了一锅热水，给我擦了脸和手，把我塞进被子里。
被子是她从周家带出来的那床，薄薄的，棉花已经板结。她把自已的棉袄盖在被子上，又找了几个稻草袋子铺在床板下面。
“睡吧，妮儿。”
她吹熄了油灯，躺在我身边。
黑暗中，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摸我的脸。
“妮儿，”她轻轻说，“妈对不起你。”
我闭着眼睛，假装睡着了。
她的手在我脸上停了很久，然后缩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她翻身的声音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听见她吸气的声音——很轻，很短，像是不想让任何人听见。
我妈在哭。
但她哭得没有声音。
我两岁，还不能抱住她说“妈没事”。我只能躺在她身边，听着她压进喉咙里的呼吸，让自已的呼吸变得绵长，假装睡着。
这样她才敢哭。
那天夜里，我很久没睡着。
我望着茅草屋顶透进来的星光，在心里数时间。
1976年12月19日。我妈26岁。我两岁。
原著里，她会在1984年送我上大学，2006年病逝。
还有三十年。
我有三十年，可以慢慢把这辈子过成另一本账。
三、针线盒
第二天一早，我妈出去买盐和火柴。
临走前，她把那个针线盒从包袱里拿出来，放在床头。
“妮儿乖，妈一会儿就回来。你看着家，别乱跑。”
我点点头。两岁的身体，点头很稳当。
她摸摸我的脸，走了。
门一关上，我就坐起来，把针线盒拿过来。
榉木的盒子，盖子已经磨得包了浆。我打开，看着里面的东西：针、线、扣子、顶针、小剪刀。很平常，跟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针线盒一样。
但我盯着它看了很久。
因为我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针线盒。
这是我妈的退路，是她唯一的工具，是她在这世上可以依靠的东西。往后很多年，她会靠它养活我，也养活她自己。
我把每一根针都数了一遍。十四根。大小不一，有粗有细。线只有黑白两色，各一小卷。三粒扣子，两粒是旧的，一粒新的包着纸。顶针是铜的，磨得发亮。
小剪刀是王麻子的，刀刃还有缺口——我妈用它剪过太多硬东西。
我把盖子盖上，又把盒子放回原处。
然后我看见了压在盒子底下的那张纸。
是一张报名表。
1975年的工农兵学员推荐表。上面有我妈的名字、年龄、文化程度，还有公社的推荐意见。但最后一栏，是空的。
那里应该填“录取结果”。
她没有等到结果。
不，也许她等到了——等到了周志国那句话：“你一个女同志，读那么多书做什么。”
她把报名表叠好，压在针线盒最底层，再也没提过。
我看着那张纸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后的事。
四十五岁那年，我妈病床上说：“妮儿，妈这辈子值了。”
可她不值。
她不知道，她年轻时写字很好看，老师说她能考上师范。
她不知道，她缝的衣服比百货大楼还漂亮，供销社想招她去做裁缝。
她更不知道——那个让她离婚的男人，后来在真千金面前跪了三十年，她一次都没梦见过。
门响了。
我妈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小包盐，一盒火柴。
“妮儿，妈回来了。”她笑着说，把盐放在灶台上，“中午给你蒸蛋羹，好不好？”
她走过来，看见我坐在床上，针线盒还放在旁边。
“看什么呢？”她问，把盒子收起来，“这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她把盒子塞回包袱里，然后抱起我。
我趴在她肩膀上，闻到盐的味道、火柴的味道，还有她身上旧毛衣的味道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字好看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你看得懂？”
我看得懂。我还看得懂那张压在针线盒底层的报名表，看得懂她攥着那张表时眼里的光，看得懂她后来再也没提起时嘴角的弧度。
但我两岁，还不能说。
我只能说：“妈，字好看。”
她把我抱紧了一点：“等妮儿长大了，妈教你写字。”
我说好。
她不知道，我等的不是她教我写字。
我等的是有一天，她愿意把那张报名表从针线盒底层拿出来，自己给自己报上名。
我等的是有一天，她不是为了我活着，是为了她自己。
窗外的风还在刮，塑料布被吹得啪啪响。
我妈抱着我，坐在床边，看着那扇糊着塑料布的窗户。
“妮儿，”她说，“妈这辈子，就靠你了。”
我没说话。
我在心里说：妈，这辈子，我先靠你。
然后我追你。
